“中华民族”：从苦难中诞生

“中华民族”的概念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；但是，如果一个生活在民国北洋时代的知识分子穿越到现在，很可能会无法理解，为何我们会把“中华民族”的统一和团结，视作如此理所当然之事。

而回到抗战以前的“中华民国”，我们会发现，“中华民族”的概念从不牢固——它仅仅建基在北洋军人和革命党人妥协而成的脆弱共识之上。

从基层的观念普及角度看，“中华民族”概念仅仅在城市知识人当中才能够稍微引起波澜；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，人民依旧“只知有皇上，不知有国家”。

而从中央地方政治的视角看，对于地方和边疆的精英和军阀而言，“中华民族”的概念也仅仅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工具，甚或被视为中央强加于地方和边疆的所谓“压迫”。

实际上，军阀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国势力的勾结和对中央政府的阳奉阴违，甚至一些边疆的政治力量还在策动着分离主义的阴谋。

从时人的角度看，当时的中国一盘散沙、四分五裂，可谓毫无希望。

当时的日本人，也是这么想的。对于日本侵略者，其时的中国脆弱而不堪一击：九一八事变，关东军仅仅以不到两万之众，在面对东北军数十万人的情况下，接近兵不血刃的夺取了整个东北地区。薄弱的抵抗，鼓励了军国主义者们的侵略野心。

当时的中国领袖，同样是这么想的。蒋介石并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独力抵抗日本的侵略，而寄望于所谓的“国际干预”，而对东北军下了“不抵抗”的命令。结果是，东北最终易手之后，国际联盟仅仅弄出来一本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，而所谓的“国际干预”，在英法的绥靖政策下，也永远不会到来。而蒋政权，也就只能继续着“对日忍让”的鸵鸟政策。

但是，当时的中国人民，并不是这么想的。

九一八事变以后，中国人便开始认识到，中国正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“最后关头”。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，中国人并没有退缩和屈服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奋起抗击——从“一二•八抗战”、“热河抗战”到此起彼伏的抵制日货运动，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迅速点燃起来。

蒋介石起初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坚持对日妥协，镇压抗日运动和知识分子，集中精力打和中共的内战；自以为得计的蒋介石，最终在全国人民的愤怒下，陷入了“西安事变”的危机中，而被迫做出了和中共以及各大党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妥协。

这一过程，便是“中华民族”这一概念形成的过程。“中华民族”并不需要论证，只要知道必须抵抗日本人的侵略，人民便自然而然的知道了“我们是谁”。

这便是《走向“最后关头”：日本侵略下的中国（1931—1937）》一书，要讲述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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